从10%到6.7%，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连续五年高位下行，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是由于经济体制问题，产业政策之争烟硝四起，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经济何时能企稳回升？如今，国企改革进入政策落实期，进展如何？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中国该如何发力？经济观察报与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一起联合采访了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长江商学院教授许成钢，请他解读中国经济下滑之谜、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关系，详谈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路径。许成钢曾获2016年中国经济学奖、2013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把财政刺激抽掉问题更突出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未来中国的经济方向？

　　西安无缝钢管：基本上最近几年大的变化方向在我的预料之内，即中国经济会持续下滑。现在中国面对的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经济暂时没有下滑，是使用某些政策手段暂时顶住所致，只要顶住的手段稍微放松，经济又会继续下滑。其中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财政刺激，财政刺激一放松，整个经济就下滑。中国现在最基本的问题是长期内需不足。

　　非常简单的现实情况就是，全中国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总值占GDP的比例非常低。有一些人认为，2011年以后，个人收入占GDP的比例有所回升，但这实际上是误导，为什么呢？当我们讲什么东西决定内需的时候，关键不在于速度，而在于水平，在于比例。最近略有回升指的是向好的速度，即相比原来非常低的比例下，有一点提升，但是这一点提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全体中国个人收入占GDP比例远为过低的水平。

　　只要全体个人的收入占GDP的比例很低，就决定了全社会的需求不足，大量的东西没有人买，经济增长没有力量。所谓过剩首先就是因为需求不足；另一部分的过剩是在中国的制度里产生出来的，我们叫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当制度为企业制造出大量软预算约束的现象时，企业就不会管市场上的需求，仍然继续生产。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胀率非常低，看PPI实际上是通货紧缩，PMI也已经持续两年呈收缩状态，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反映了，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如果把财政刺激抽掉，问题更突出。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财政刺激能持续多久呢？

　　西安无缝钢管：财政刺激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规律性的现象我们知道，现在的问题，用财政刺激是不能解决的。

　　解决债务问题要靠经济增长

　　经济观察报：债务问题是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之一，由于中国债的主体是银行，很多人担心银行的坏账率非常高，会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和安全，你怎么看中国债务问题的走向？

　　许成钢：中国的债务问题，需要仔细看是谁的债？如果讲银行，看一下是什么所有制的银行，就很清楚。中国的银行业基本上是国有制的，中国的金融，主体是国有制的。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在国有金融体制下，软预算约束的问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不会破产。它靠不断借钱生存。最后，当经济里有大量资不抵债的国有资产靠借贷生存，坏债就会不断积累，而且积累的速度非常快，这不是新问题。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下了重大的改革决心“抓大放小”，深度改革国有企业，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国企欠的债还不了，债台高筑，使得国家的经济面临很严重的困难，甚至危险。但是当时的措施，有一些只是权宜之计。例如，把坏账隔离出来放在另外一个机构，实际上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硬化预算约束，提高效率。在民企大发展，整个经济的效率全面提高的前提下，虽然软预算约束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把过去在金融领域积累的坏债稀释了。

　　上世纪90年代末20世纪初的时候，由于坏债问题，中国面临很大的危险，很多人担心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垮。当时很有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写了一本书，预言中国现在坐在火山口上，任何时候火山爆发，中国经济就完蛋了，整个中国的金融已经在技术上资不抵债了，完全以人为的方式在维持。当时香港知名经济学家刘遵义教授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中国的坏债问题像老男人的前列腺癌，医学界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说老男人的前列腺癌基本上不致命，这个人是带着癌死，而不是癌致死。他说中国的坏债问题不致命，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快，增长速度快的时候，债的问题不要紧的，如果效率高，如果增长速度快，可以稀释它。但是，如果软预算约束很严重，增长速度又掉下来了，稀释的手段就没有了。更令人担心的是，最近十年来，大型国有企业在不断加强，加强国有企业就是在加强软预算约束的问题。软预算约束问题带来的后果越来越严重。

　　中等收入陷阱是制度陷阱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是否进入了这个阶段？

　　西安无缝钢管：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人们观察到某些国家似乎有这样的现象。中等收入国家，本身意味着它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很大差距，应该都有潜力快速追赶，因此没有道理说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就会下降。所以，当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速下降的时候，重要的是要分析下降的原因是什么。所有中等收入国家增速下降，只要不是战争，百分之百都是因为制度问题。所以与其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不如叫做“制度陷阱”更确切。任何中等收入国家，没有能力追赶发达国家，都是因为制度束缚了它的发展，而不是因为中等收入带来的陷阱。

　　中国的增长速度慢，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全体国民个人所得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过低，这实际上是相关制度带来的，相关制度使得各级政府以各种方式收集的财政收入，其增长速度一直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导致了这个后果，这是近20年时间积累的结果。现在全体个人所得收入占GDP的比例只略高于1/3，世界罕见。相比之下，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巴西、俄国都是50%以上。

　　减税是解决内需不足的核心

　　经济观察报：现在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很疲弱。对中国来说，你觉得增长动力应该从哪些方面切入？

　　许成钢：从基本面上看，决定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决定性原因是内需不足，这个问题不解决，增速是没有可能恢复起来的。怎么解决？减税是核心。中国之所以个人总收入占GDP比例这么低，因为各种名目的税收太多。

　　经济观察报：如果让国家降低财政收入，个人收入占GDP的比例提高，现实中有什么措施能够实现呢？

　　许成钢：这直接关系到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当面对大量困难的时候，把财政收入降下来，财政开支怎么办？如果突然间不能支持财政开支，会不会出问题？

　　发达国家是如何解决相关问题的？历史上开创产业革命的国家是英国。产业革命的条件之一就是保护产权、减税。但当时英国在与法国打仗，如何解决财政收入问题？他们是通过在市场上大规模发国债来解决的，包括内债和外债。发国债远远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手段问题。为什么法国不能通过发国债解决财政问题？关键在于一个国家有没有在对内、对外大规模举债方面的信用。我这里讲的发国债不是用银行的方式，而是用在市场上卖债券的方式，买的人都是自愿的，而不是被强迫的。当人们认为你的国债是我的投资手段的时候，人们愿意买。在这个条件下，可以用大规模发内债、外债的方式解决财政问题，同时把大量的税减下去。这本身是体制改革的一个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