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亟须着力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以经济、法律手段推动钢铁行业“去产能”，最终形成常态化的治理机制。尤其需要进一步细化现有相关政策，增强政策针对性，调动地方和企业的“去产能”积极性，通过负面清单制度、环保倒逼机制来压缩过剩产能，推动资源、资产、资本向优势企业集中。可设法建立钢铁产能交易平台和金融支撑平台，并构建跨地区兼并重组的利益协调机制与社会风险防范机制，真正赋予钢铁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最终实现整体转型升级。

　　钢管业是我国“去产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战略重地，在一系列空前的政策力度下，今年上半年，中国钢铁协会所属99家钢企实现营收1.29万亿，同比下降11.93%；但利润总额达125.87亿，同比增长4.27倍；亏损企业26家，亏损额136.9亿，同比下降22.8%。钢企经营状况普遍好转，基本扭转了全行业亏损局面。

　　但当前钢铁“去产能”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或风险，“去产能”还任重道远。

　　钢铁行业本轮下行已持续4年多，本可开始新一轮优胜劣汰，但相当一部分已亏损或接近亏损的钢企仍在维持运营。一些停产的钢企只是生产线“停下来”，而非产能或企业真正“退出去”。尤其随着经营状况触底回升，冀、晋等地原本被迫停产的部分产能纷纷复产，推动国内粗钢、生铁和钢材产量均呈上涨态势。据统计，上半年全国钢铁去产能1300多万吨，仅占年度目标4500万吨的约30%。

　　一些地方在“去产能”过程中过分依赖政府行政推动，甚至以政府行政式推动代替市场做决定。尤其突出的是不考虑各地资源要素条件、市场需求状况和产业竞争力水平，简单草率通过“按区域分派、按企业分解、按装备画线”的方式落实“去产能”。这种政府强行指定或分配的硬性方式既忽略了各地钢铁产业发展的实情，也难以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

　　钢铁行业“去产能”关系到本地区或企业的切身利益，企业一旦关停，本地区将面临巨大的资产债务和人员安置压力，再加“去产能”具体政策办法不清、认识不到位，而中央划拨的化解产能补偿资金不会超过钢铁去产能总成本的十分之一，远远达不到地方和企业心理预期，部分地区或钢铁生产企业观望情绪浓厚。随着钢价上涨，一些钢企又在寄望“东山再起”。

　　原本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有钢铁企业应成为“去产能”重点，但一些地区在推进“去产能”过程中，不是依据企业的经营及竞争力状况，而是划分企业性质，出现“亲国有企业、疏民营企业”、“去民营企业产能”的倾向。民企成为化解过剩产能重点。金融机构对优质民营企业降低授信甚至不给授信，对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却大量资金托盘，补贴资金，国企职工有买断退休、实行内部退养等政策支持，民企却只能依靠自身能力解决职工欠薪。